今年，我从乡镇调到了县纪委工作，新的环境面临着新的压力，心中有时也泛起一丝迷茫，和家人聊完工作以后，就更迫切地想回家看看。于是，就趁着公休假期回了趟老家，到家推开大门，就见爷爷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桌子上面放着一个樟木箱。
“娃儿，你回来啦？”爷爷看到我回来很是高兴，起身向我走过来，我赶紧上前扶住他。八十多岁的老人虽然身形消瘦，可说起话来依旧中气十足，“快坐，爷爷给你看个宝贝。”
木头箱子打开，里面是几个旧得发黄的笔记本，封面上“工分登记册”的字迹已经模糊。这是爷爷当生产队长时的物件，打我记事起就锁在樟木箱里。他小心地翻开第一页，泛黄的纸页上密密麻麻写着社员姓名，后面跟着工整的数字，墨迹深浅不一，却没有一处涂改。
“1969 年秋收那阵，你二爷爷家缺粮，求我多记十个工分。”爷爷的手指划过一个模糊的名字，那是二爷爷的大名，“我当晚就把他骂走了，工分是社员的命根子，多记一个都是昧良心。”
我望着那些褪色的数字，回想起案卷中通过虚列开支套取国家资金的案件，那些凭证上伪造的数字虽然花哨，但却像针一样扎眼。爷爷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于是又说道：“那年公社开总结大会，让我上台讲话。” 爷爷的嘴角翘起来，皱纹里都藏着笑意，“我说工分册就是良心账，少记一分对不起天地，多记一分对不起祖宗。”台下的人拍巴掌，把手都拍红了。
“后来有公社的领导想把他侄子的工分调级，”爷爷呷了口浓茶，声音陡然提高，“我把登记册摔在桌上，说绝对不行，要调级除非把我这队长撤了！”他顿了顿，枯瘦的手抓住我的手腕，“现在你当了纪检干部，负责的是国家的钱、百姓的利，比工分册重千倍万倍，可道理是一样的，手脚不干净，夜里睡不踏实。”
这句话像锤子一样敲在我的心上，震得我胸腔嗡嗡作响。那些被贪欲浸染的数字、老板们虚伪的笑脸瞬间在眼前清晰浮现，与爷爷工分册上工整的字迹形成刺目对比。爷爷枯瘦手掌的力道仿佛还在腕间，让我猛然警醒：守住公利就是守住良心，这份信念在这一刻愈发坚定如铁。
“爷爷，您放心。” 我从公文包拿出工作证，放在那本工分册旁，“这证和您的登记册一样，都得干干净净的。”
爷爷盯着证件上的国徽，忽然笑了，眼角的皱纹挤成一朵菊花。他小心地把工分册递进我手里：“带着吧，想走歪路的时候，就看看这册子。你爷爷活了八十多岁，从没做过亏心事，所以吃得香睡得稳。”
返程时，我把工分册放在公文包最里层。路过县城广场，看见标语上写着“廉洁修身，廉洁齐家”的标语，忽然想起爷爷常说的话：“公家的便宜一分都不能占，就像工分，多记一个都是坏了良心。”
深夜整理案卷，我翻开那本泛黄的工分册，忽然在末页发现几行铅笔字，是爷爷后来补写的：“1984年冬，生产队解散，工分册封存。一生清白，可对天地。” 墨迹虽淡，却力透纸背。
窗外月光正好，照在案头的工作证上。我拿出笔，接着爷爷的那段话写下：“传承清白家风，坚守廉洁初心。” 这一刻，仿佛看见五十多年前的煤油灯下，年轻的爷爷正一笔一画地登记工分，而他的孙子，正循着同样的轨迹，守护着不变的信仰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