桂林，自古享有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的美誉。自秦始皇开凿灵渠，大一统的中国版图里开始有它;西汉设始安县，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它;唐至明清，广西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它;近现代革命长青之地，湘江战役红军青山埋骨处是它，日寇铁蹄摧不毁的抗战文化城还是它。
桂林的山，平地拔起，千姿百态;漓江的水，蜿蜒曲折，明洁如镜;山多有洞，洞中多有怪石，鬼斧神工，于是形成了“山青、水秀、洞奇、石美”的“桂林四绝”。桂林人在这片山水之间，锤炼出“甲天下的精神”“独秀的品格”“嫉腐如瘴的价值观”和“积极的革命精神”，造就了桂林独特的人文气质。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，桂林孕育出了丰富的廉洁文化，千百年来如水环绕浸润这座城市。
桂林之廉，青莲可鉴。“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。”北宋“上承孔孟、下启程朱”的理学鼻祖周敦颐写下的这篇《爱莲说》，千年传唱不绝，还在桂林孕育了一个“百年清官村”，这就是周敦颐后裔繁衍生息的江头村。江头村位于桂林市灵川县的甘棠江西畔，在明清以后至民国初期的200多年时间里，居住在这里的周氏后裔出仕为官者168人，其中五品以上官员37人。所任官职上至代办两江总督、布政使、按察使，下至知府、知县等，任职地方遍布全国各省，形成了宗传数代的入仕传统，故有“父子进士”“四代翰林”“五代五知县”的佳话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，江头周氏子弟承袭先祖周敦颐的理学文化，做官以“贪一文断子绝孙，冤百姓男盗女娼”为警示信条，清官辈出。
秀丽的山水孕育了桂林人的聪颖灵气，也锻造了桂林人“出水青莲、亭亭直上”的气节。据载，从隋大业三年到清光绪三十一年近1300年间，历代广西中进士的人数共1119人，其中桂林占600余名，占据了半壁江山;广西考中状元12人，其中桂林高中了8位，占三分之二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这些金榜题名的人才在担任京城高官和封疆大吏后，都能堂堂正正做人，清清白白做官。其中有写下《官仓鼠》讥讽贪官污吏的晚唐诗人曹邺;有不畏强权、执法如山的宋朝监察御史周渭;有从嘉兴调任河南按察副使时“惟簪履一笈”、得明朝万历皇帝赐“天下清官第一”的王贻德;有编纂古代仕宦之家家教重要教材《五种遗规》的清朝“岭南儒宗”陈宏谋……这些古代的圣贤清官，用他们的立身敦行，构成一幅古代八桂廉洁文化的画卷，徐徐展开，令人见贤思齐。
退役军人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参观
桂林是一座山水之城，也是一片红色沃土。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心下建成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、曾为抗战前线开辟交通生命线的八路军桂林办事处、市中心的《救亡日报》旧址、三多路口的“三联生活书店”石碑、象山公园门口的国防艺术社浮雕、六合路口的巴金故居碑刻……遍布桂林的红色印记，见证着自1926年桂林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宣告成立，开启桂林红色火种传播之路，到红军长征三次过桂北、红军突破湘江，写就一部波澜壮阔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，再到抗战时期陶行知、夏衍、欧阳予倩、田汉、巴金、艾青等众多文化名人云集桂林，掀起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，还有解放战争时期桂北人民武装斗争迅猛发展的历史。沧桑数十载，这些红色文化基因早已渗透于一山一水间，并成为推动桂林发展的强大力量。
山水之外，桂林还有太多可深挖的风物文化，比如桂花文化就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重要的文化传承。众所皆知，桂林，桂树成林。桂花，桂林市花。每到金秋十月，整个桂林都浸润在桂花沁人心脾的醇香中，更显得旖旎多情。桂林种植桂花的历史，可追溯到一万年前新石器时期，证据为考古学家在桂林南郊甑皮岩洞穴遗址中发现的桂花孢粉。在唐代，桂林的桂花已闻名遐迩。唐代诗人王昌龄在《送高三之桂林》中专门写道：“岭上梅花侵雪暗，归时还拂桂花香。”宋代词人范成大在桂林为官时，曾大力推广种植桂花。清代诗人魏源在《漓江舟行》中写道：“百里榕成海，千年桂作窝。”可见桂林桂花成林之说早已名副其实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桂林开始大面积种植桂花树。经过几十年努力，现已是“无园不桂、无处不桂”，全市桂花树总量在1200万株以上。
清风廉韵，山水同辉。桂林深厚的廉洁文化已经成为桂林2000多年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为清廉桂林建设注入了源源不绝的活水。在街头巷尾走走，停停，看看，你就会发现，自古至今的清廉精神如山、如水，支撑起桂林人对廉洁文化的历史自豪与价值认同。今天，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文化历史中追寻修身、齐家、为官、治学的借鉴，汲取打造桂林政治生态山清水秀的前进力量。(作者：桂林红军长征湘江战役文化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;桂林市纪委监委宣传部副部长)
桂林全州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
诗文咏山水
“未若独秀者，峨峨郛邑间”“桂林山水甲天下，玉碧罗青意可参”……桂林自汉元鼎六年设始安县至今，已有两千多年的建城史。历代文人墨客深深折服于桂林山水之美，创作的桂林山水诗歌达五千余首。这些诗歌咏叹桂林山水之美，也让桂林山水深具人文历史气息。
桂林日月双塔夜景
若论桂林山水诗之滥觞者，当推南朝宋时的文学家颜延之。颜延之，字延年，文词显于当世，史称“文章之美，冠绝当时”。颜延之在桂林任职期间，挥笔写下“未若独秀者，峨峨郛邑间”的诗句，据考证为历史上第一句描绘桂林山水的诗文。桂林主城区主峰独秀峰之名由此而来。短短十字的一句残诗，既写出了独秀峰的形，又写出了独秀峰的神，堪称形神兼备。
自颜延之后，因桂林特有的自然和人文气质，从古至今，诗家们便不吝溢美之词，吟出了一篇篇、一首首动人的诗章。
桂林山水诗以唐代诗人的作品最为出名。宋之问、王昌龄、白居易、杜甫、张籍、韩愈、李商隐等大文豪都为桂林创作了流传至今的山水诗。比如杜甫的“五岭皆炎热，宜人独桂林。”白居易的“桂林无瘴气，柏署有清风。”韩愈的“江作青罗带，山如碧玉簪。”李商隐的“神护青枫岸，龙移白石湫。”王昌龄的“别意猿鸟外，天寒桂水长。”
距颜延之到桂林约800年后，南宋的官员兼诗人王正功在桂林吟出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的千古绝句，并流传至今。巧合的是，又过了近800年，这首《鹿鸣宴劝驾诗》于1983年在独秀峰颜公读书岩洞口岩壁的一处摩崖诗碑被文物工作者发掘，“桂林山水甲天下”的真正出处得以大白天下。
到了现代，桂林的山水之美、人文之美也深深折服了诸多名人。贺敬之深切吟咏：“情一样深啊，梦一样美，如情似梦漓江的水”;徐悲鸿为桂林山水所震撼，“世间有一桃源，其甲天下山水，桂林之阳朔乎!”叶剑英留下“春风漓水客舟轻，夹岸奇峰列送迎。”董必武则赞，“漓江春水绿悠悠，细雨昙天结伴游。两岸奇山看不尽，碧莲峰下泊行舟。”(周俊林)
桂林宝鼎瀑布全景图
石刻镌清廉
“唐碑看西安，宋刻看桂林。”桂林除了山水甲天下外，石刻文化也是独一无二的。唐代以来，大量文人士大夫到岭南来，寄情山水，题名赋诗，摩崖殆遍，给桂林留下了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。
如果你闲庭信步于桂林七星公园内，就会看到龙隐洞、龙隐岩两处摩崖石刻群。这两个石刻群以“摩崖殆遍， 壁无完石”的洋洋大观，令世人拍案叫奇，被推为“八桂岩洞之冠”，1965年被辟为“桂海碑林”。桂海碑林共有石刻220余方，所刻内容涉及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民族关系等。年代最早的石刻，是唐昭宗乾宁元年张浚、刘崇龟的《杜鹃花唱和诗》。宋碑有130多方，其中最为著名的，是瑶光峰岩壁上的《龙图梅公瘴说》石刻。
“龙图梅公”，指的是北宋年间著名的政治思想家梅挚，曾任龙图阁学士。他在景佑初年担任昭州(今桂林市平乐县)知府时，感慨于当时到岭南的官员畏于遍地的瘴气，在官位上碌碌无为甚至残害百姓，写下了寓意深刻的《五瘴说》，该文全篇不过120字，列举了租赋之瘴、刑狱之瘴、饮食之瘴、货财之瘴、帏薄之瘴，以岭南“瘴气”比喻官场的不良“瘴气”，是一篇抨击时弊、寓意深刻的反腐佳作，被誉为警醒为官之人的“官家药石”。150多年后的南宋绍熙元年，广南西路转运使朱晞颜认为梅挚的这篇文章切中时弊，亲自撰写跋语加以评论，将其刻在当时官员们时常光临的龙隐岩口最为醒目的位置，希望对后世的为官者起到警示作用。由于《龙图梅公瘴说》有着积极的思想意义和历史意义，自北宋到现代，文人学者均对其高度赞赏，并广为传颂。1963年3月，郭沫若到访桂林，参观了《龙图梅公瘴说》后留下诗云：“榕树楼头四壁琛，梅公瘴说警人心。”
在龙隐岩《龙图梅公瘴说》石刻旁的是另一件宋代石刻《世节堂》，它的题写者是三次出使金国的官员方信孺。嘉定六年，方信孺由广西提点刑狱改任转运判官。巧合的是，方信孺的父亲方崧卿也曾任此官，在任期间，方崧卿在桂林多行善政，赢得了民心。百姓听闻方信孺来任职时，“父老迎拜悲喜”。嘉定八年，方信孺为了彰显父亲的功绩，也为了警醒自己，修缮了其父办公的地方，取名“世节堂”，以示世代节操永葆，也表达了自己以父亲为楷模，为官勤政为民的决心。(王健勇)
桂林龙脊梯田景区
